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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70周年】解放前夕上海工商界聚餐会的爱国民主活动

2019/6/20 9:40:04 来源:浦江同舟 作者:陈正卿

  编者按

  今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70年前,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团结各阶层人士合力做好城市接管和建设工作。

  近日,市乐投letou专门编印了“统一战线与上海解放——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论文集,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在回顾我党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设上海方面重大成就的同时,对档案史料进行仔细梳理,就当年上海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阐述,为今天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解放战争中,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上海环境和工商界利益、特点,与民主建国会密切合作,利用聚餐会的形式,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活动。在解放前夕,随着胜利即将来临,又加紧进行了中共的城市及工商业政策的学习、宣传,实现了上海工商业不迁移、不停产、正常开工迎接解放的良好局面。在原中共地下党员金学成的回忆和档案史志里,留下了这一页珍贵记忆。

  01

  中共指示,在工商界聚餐会开展爱国民主活动

  1945年9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当时他就会见了上海工商界的刘鸿生、吴蕴初等人,表明中共主张是实行调节劳资矛盾,共同建设一个新中国。不久,周恩来在重庆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上,再次表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可是,国民党的内战和“劫收”的施政,却让工商界心凉透了。1946年6月,上海人民包括工商界在中共领导下,发起反内战大请愿遭遇镇压,之后工商界就选择了自发性的聚餐会转入地下斗争,涌现了一些有“红色色彩”的聚餐会。

  首先是在原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870号的红棉酒家,当年便有“红楼”美称。它是工商界民主人士的聚会场所,由盛丕华任董事长,出席的曾有陈叔通、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著名人士,中共董必武、李维汉、刘晓等来讲过话。许涤新回忆说,在楼内访问过盛丕华、黄炎培、包达三等人,他们愿意与中共合作,因基本是每双周午餐一次,所以称为双周聚餐会。

  对于中共的领导经过,金学成曾回忆,1947年1月中共上海分局成立,由刘晓任书记,沙文汉(当时化名张登)任统战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沙文汉找金谈话,通知:“刘晓派他来,今后工作由他领导,在做文化工作同时,主要精力做工商界工作”,并说:“这个工作很重要,要多主动接触和团结他们,积极参加他们的聚餐会,利用这个场合,秘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此时,中央对上海局下达了为适应形势变化,应“多作防御性合法形式的呼吁和声诉”,“从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上着想”,要求:“侧重于以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的人物”。

  当年影响较大的聚餐会,除“红楼”外,还有一个星五聚餐会,它由黄炎培主持,人数达100多人,多数属各行业的大老板,其中有金融、工业、商业、自由职业及其他等5大类代表人物。成员均来自原迁川国货工厂联合会、中华职教社、职业会计师协会和浦东同乡会等团体,很多人参加过重庆星五聚餐会。另一个星四聚餐会也在“红楼”,由盛丕华长子盛康年主持,除有进步倾向外,还基本是工商界稍年轻一代。有经叔平等20来人。还有中国银行、钱业公会、青年会及觉林素食处等聚餐会。其中作用也不尽相同,如青年会雪庚堂聚餐会,举行过两次全市性的大型聚餐会,人数在一二百人,一次是欢迎民主同盟领袖张澜到沪,又一次是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来演讲。当时特务都来捣乱过。

  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主同盟非法,民建会也受到监控。在中共建议下,民建上海理监事和会员,秘密分成十几个小组,以每周一次聚餐的方式开会,会上介绍中共政策,分析形势。聚餐会地点分散到成员家中,以“滚雪球”形式,团结了更多的工商界人士来参加。举办过这种家庭聚餐会的,有王艮仲、徐永祚、李文杰和金学成等10多家。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也受指示一同参加,除金学成外,还有李正文、王纪华、梅达君、谢寿天等10多人。中共的指示,通过他们在各关键时刻得到了充分体现。

  02

  工商界聚餐会的爱国民主活动概况

  工商界聚餐会按照中共指示,和民建会共同配合,围绕着上海及国统区人民的斗争,进行了多方面活动:

  (一)学习、宣传中共方针政策,以鼓舞斗志

  内战爆发,中共和解放军于1947年3月间撤出延安。国军狂言:“三个月内消灭共军”。上海工商界人士忧虑深重。在聚餐会上,中共地下党员宣传,解放军打法有自己的战略战术,不争一城一地,重点在消灭有生力量。他们根据地在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消灭敌人,有时退比进更有利。工商界人士由此也都知晓了中共的这套战略战术,增强了斗争信心。当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学习讨论中共的工商业和城市政策。1949年1月,中共上海局在香港专门召开会议,派沙文汉回上海传达贯彻。他来到金学成家,要求配合上海解放、接管和工商业政策做好工作。沙强调说,要宣传东北等解放区接管经验,工厂、商店、银行等照常生产营业,使党的工商政策让每一个老板知晓。金在各聚餐会上都多次进行传达宣传。黄炎培应中共邀请到北平后,也向工商界发表了无线电广播讲话,称毛泽东等向他承诺,凡属私人工厂、商店、银行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所以老板们纷纷传言:“吃了定心丸”。当时应邀来聚餐会作报告或座谈的,中共有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华岗等,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许广平、周建人、马寅初等。

  (二)掩护民建会的地下组织活动

  民建会转入地下斗争后,很多会议就利用家庭式聚餐会进行。如1948年4月的响应中共《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签名活动,先以聚餐会名义举行常务董监会讨论,后由转入地下的10多个小组在各自的聚餐会中讨论和签名响应。1948年11月,国民党对上海实施全面戒严。当月15日,于红棉酒家举行的双周聚餐会,实际上就是秘密的民建会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会议授权黄炎培、盛丕华、胡厥文3人全权处理会务,并组织一个15人的临时干事会,以全面转入地下隐蔽斗争。这都说明,聚餐会是掩护民建会地下活动的极好形式。为此,有一些重要骨干曾参加了好几个聚餐会,以便互通声气,如王艮仲、金学成、李文杰和徐永祚等人。

  (三)为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益据理抗争

  国民党为独裁内战,推行了许多罔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政策。如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签订,严重伤害了民族工商业的利益。条约规定,美货可自由进入中国市场,国货也可自由到美国市场。实际上,美货强大,国货落后且又逢内战,结局必然是美货倾销,国货破产。聚餐会上大家一致反对。后推聚餐会员、上海工业协会理事长吴蕴初出面请愿:“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挽救民族工业”。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颁布总统令,推出金圆券币制改革搜刮民财,实施所谓“限价”政策。工商界遭遇了一场浩劫。在聚餐会上,很多人都发言猛烈抨击。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限价草草收场,金圆券也迅速贬值。

  1949年元旦,蒋介石被迫辞总统职,由李宗仁代任。李企图国共南北划江而治。他出面拉拢工商界人士。在多个聚餐会上,由中共地下党员引导,大家都认识到李是傀儡,蒋仍在幕后操纵,只有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民族工商业才能获新生。1949年春天,中共和解放区提出“南北通邮、通商、通航”的“三通”建议,以缓解国统区物资供应困境。国民党反对,并竭力封锁消息,工商界聚餐会反响热烈,认为正可解上海粮食、棉花和煤炭的“两白一黑”之急。于是组织代表团赴南京请愿,结果遭断然拒绝。上海工商界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为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益据理抗争,是他们追随共产党走向新中国的动力。

  (四)参与营救、募捐和情报策反等革命活动

  1947年5月20日,上海大中学生在全国“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学潮推动下,冲出校门大游行,遭国民党军警镇压,有100多名学生受伤,还有20多名学生被捕。在工商界双周聚餐会上,与会者群情激愤,陈叔通慷慨陈辞,商定由聚餐会员分头登门,邀请张元济等文化界老人共十人,发起“十老上书”,蒋介石很被动,上海市长吴国桢不得不下令释放被捕学生。聚餐会还为因反蒋而遭迫害者捐款,其中有张志让等十多名教授。邱文奎、沈子槎、罗伯昭、徐昭镇等四名聚餐会员,曾当场每人各捐款一千万元共法币四千万元,以各一半份额,分别捐给遭迫害的教授和学生。1949年2月16日,上海公交工人为求生存,要求发放“应变米”而举行罢工,国民党军警逮捕了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三位罢工带头人,并于次日枪杀于江湾刑场。聚餐会员募集了可购十八担大米的捐款,送到正在医院生产的钟泉周夫人手中。解放前夕,工商界聚餐会有特别关系的会员,还积极参与了情报和策反活动,姚惠泉搞到了市郊国军布防的碉堡等工事图,送给解放军。黄竞武将国民党运黄金去台湾情报密告中共,还计划策反军警人员,黄后被捕惨遭特务杀害。特务密谋于1949年5月12日傍晚,逮捕金学成、徐永祚等人,地下党得到情报,沙文汉亲自登门通知金等火速转移。由于通知及时,避免了一次对工商界进步活动的大破坏。

  03

  工商界聚餐会推动了爱国民主活动

  工商界聚餐会不仅团结教育了工商界人士,还推动了上海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共同斗争。它将自发性和组织性成功地结合一起。此外,由于聚餐会形式,也适合在其它知识界人士中展开,所以相互影响交集也发挥了促进作用。如金学成参加的牛尾聚餐会,有会员约20余人,多是文艺、教育、司法界等人士,如胡曲园、孙晓村、于伶等人,另有中共地下人员蔡叔厚等及国民党军统要人王新衡。它明显具有统战兼情报工作性质,曾计划策反汤恩伯。还有一个文化、教育、司法和新闻界等人士的星五聚餐会,有会员约20人,有倪征燠、鄂森、李文杰等法学家,李蒸、冷御先等教育家,还有曹聚仁、葛克信等报人,以及农学家、中共地下党员杨显东和国民党财政次长杨绰庵,其中多人参与了上海解放的策反和起义活动。

  利用聚餐会开展工商界等上层人士的爱国民主活动,确实是中共统战工作一个创造,对上海解放、接管和经济恢复,起到了相当作用。

  作者系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