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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70周年】解放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上海纺织界的统战工作及其效果

2019/6/19 14:22:45 来源:浦江同舟

  编者按

  今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70年前,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团结各阶层人士合力做好城市接管和建设工作。

  近日,市乐投letou专门编印了“统一战线与上海解放——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论文集,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在回顾我党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设上海方面重大成就的同时,对档案史料进行仔细梳理,就当年上海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阐述,为今天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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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统战政策在上海纺织界的落实

  毛泽东在建国前政治协商会议上,明确阐述了此时中国共产党统战对象、统战目的及统战意义。他指出:“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

  中共对工商界尤其沿海发达城市的统战工作一开始经验不足。1949年1月天津解放,随即就发生53起清算事件,致使许多资本家举家逃离大陆,解放军接管后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30%。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2月8日致第二、第三野战军电报中明确要求“把军队变为工作队”,军队在解放城市的同时,要不断吸收和积累城市接管经验,做好统战工作,团结城市各界人士。同年3月在西柏坡中共七届二次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明确强调解放军既要做好战斗队,又要做好城市工作队,强调解放和管理双重责任。就如何处理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指出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经济的积极性。“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

  根据全会精神,中共进一步细化了对资本主义中的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政策细则。4月1日又专门发出《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工作的指示》,其中增加了接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具体相关政策,指出入城部队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其站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为落实中央统战精神,早在1947年7月就成立了中共秘密外围组织——中国纺织事业协进会。协会以“团结纺织界的技术人员和职员,为新中国的纺织事业而奋斗”为宗旨,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积极推动民主进步事业,揭露和打击反动势力,与纺织界进步人士结成统一战线。上海纺织系统先后有35个单位115名技职人员参加了这一组织,他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不计个人安危,从事地下活动,深入进行政治宣传活动,组织技职人员收听新华社广播,印发宣传品,揭露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传播解放战争胜利消息。在上海解放前夕,协会反对迁运机器,反对破坏工厂,反对疏散物资,动员纺织界上层和工程技术人员留在上海,为解放上海,接管城市,迅速恢复生产,把官僚资本变为人民的产业,做出了贡献,为新中国纺织工业建设保存了力量。

  上海解放前夕,在担任中国纺织学会学术干事的中共党员周庚家中,经常有一些上海纺织业企业家和民主人士聚首会餐,比如朱仙舫、吾葆真、王子宿、张锡昌、诸楚卿、吴欣奇、朱焕文、张养吾、胡厥文、施复亮、严仲简等。这些人都想了解形势和党的统战政策,周庚趁机闲聊中谈经济和军事形势,谈解放区新闻,进而宣传中共工商业政策,使这些厂长、企业家,由惶恐、疑虑而逐步理解党的政策,不外逃,不抽移资金,不搬迁工厂,在安定人心和护厂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有资本家讲:“共产党的宣传工作真及时,工商界盼望的东西,他们很快便送到了”、“看了这些宣传品,对共产党放心了,可以留在上海不走了”。

  中共地下党组织还通过协会广泛团结技术人员,争取民族资本家。由于统战工作做的好,许多厂长、工程师、技术人员与工人们一道积极参加护厂斗争,如中纺建第十四纱厂厂长王子宿护厂起义、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顺利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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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纺织界对中共统战政策的积极反应

  抗战胜利后上海纺织业曾有过短暂黄金期,纺织品供不应求,利润丰厚。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导致国统区通货膨胀,纺织业变得艰难。尤其国民党政权推行“八·一九”经济政策,非但不能平抑物价,救济纺织业,反而使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上海纺织业界不少人士感到没有安全感,纷纷计划撤资搬厂离开上海。

  申新总公司

  当人民解放军的炮声逼近上海时,上海的资本家喜忧参半,“斯时,人心有两派,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尽管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已通过各种渠道逐渐为上海资本家所了解,但还是有一部分资本家存有戒心,认为“共产党决不会和我们真正交朋友”。以当时上海纺织业最大的民营企业申新集团为例,至上海解放前夕,被资方抽走的金银、外汇及实物,为数不小。除迁广州1.8万锭外,还在香港先后建立4个纱厂共11.36万锭,迁台湾1.5万锭及织机600台,按每锭85美元计算,即达1000万美元。还有一部分纺织业资本家持观望态度。正是因为共产党人做了工作,加上爱国之心,更多人最终才决定留下。刘鸿生说:“一九四六年以后,国内的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解放战争在全国各地展开。当时我感到非常矛盾。过去四十年的经验使我深知蒋介石是长不了的,跟着他跑只有死路一条。我也并不想流落国外作‘白华’。然而,我那时不但不能相信共产党,而且怕它。怕共产党来了要清算我。当时,上海民主人士曾示意要我留下,我也有意留下。”

  申新纺织公司

  上海解放初期,私营棉纺织企业有54家,拥有纱锭数占全市总纱锭数的59.94%,其中荣氏家族的申新企业规模最大,申新公司拥有纱锭约占当时上海私营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因此中共对申新企业统战工作做得很具有典型性。此时的申新公司同样经营情况不佳,到1949年4月底,“申七厂因逃港资金较多,解放后又乏人管理,首先停工疏散,合丰厂也同时停工。其他各厂除一厂较好外,资金都周转不灵”。“各厂普遍欠发工资和代办米,六厂曾一度停工。有些厂晚上停工,下午才拆到头寸,购运棉花。”特别是1950年美蒋飞机“二六”轰炸以后,公司更遭遇更大困难,有的厂缩减生产,有的厂无法周转,有的厂工资都发不出,有的厂连职工伙食也无法开支。中共采取扩大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的工商业政策,给山穷水尽的申新公司带来转机。1950年5月8日,“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成立,荣毅仁为总经理,荣德生出任上海管理委员会主席。这样,申新各厂由个别经营走向统一的集体经营,并且提出了统一财务,清理仓库,精简机构的方针和办法,及保本生产的计划。花纱布公司开始了订购加工,人民银行也给予了必要的贷款,因之,面临倒闭危机的申新纺织公司,开始改进了老一套的经营方式,初步走上新生的道路。

  中共保护工商和团结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得到了上海纺织界进步人士的由衷拥戴,荣毅仁赞不绝口道:“我们私营企业的恢复和发展,是与国营经济的领导分不开的,在三年多来的经营和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才能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只有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才能为计划生产创设有利的条件,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代表申新全体职工表示,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遵守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在中共领导下,积极生产,更好地为国家繁荣而服务,“今后,在新的公私关系和新的劳资关系的基础上,一定遵守共同纲领及政府一切政策法令,接受工人阶级、国营经济和国家计划的领导,积极发展生产,为争取国家经济的更加繁荣而努力。”

  上海纺织厂女工

  上海申新各厂由总管理处集中调度,统一管理,全部加工、代纺代织。这样,既解决了资金、原料和销售问题,就可专心致力于改进生产,提高质量。到了1952年申新公司的棉纱、棉布和印花布总产量比1950年分别提高1.3、2及2.2倍,加工率接近全工。

  1949年初对时局心灰意冷的刘靖基曾准备迁厂香港。在港期间,刘接触了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等人,了解到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心里安定下来,决心继续留在大陆经营企业。不久他返回上海,被国民党驻沪警备司令部所注意。上海解放前夕他突然受到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的通知,要他全家限期迁离大陆并送来机票。这时刘留在大陆的决心已定。为预防不测,他按通知要求,只身到机场,佯装离沪,待飞机起飞后,他又悄然折回,躲进医院,迎接上海解放。晚年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我年轻时理想实业救国,但是旧社会这条路走不通,我从香港飞回上海迎接解放,是我平生最大的选择。”再以留在上海的荣家企业为例,企业在中共政策扶助下恢复并扩大生产,荣氏家庭对中共统战政策的拥戴也是发自内心的,他们为其他离开上海的纺织业企业家回归大陆,重整实业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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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接收沿海大城市工商企业,对大城市民族资本家进行统战工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于中共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中共坚持统战工作矢志不渝,尽可能争取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而奋斗。正是这种初心使中共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的方针政策,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最终取得上海纺织界进步人士的支持和拥护,解放上海的同时又较顺利地接管上海纺织官僚资本企业,促进了上海纺织民族资本企业的恢复和发展。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邀请工商界人士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宣传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切实执行对民族纺织业的扶助政策,赢得了上海纺织界进步人士对新中国建设的支持,同时也保证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总之解放后,通过对上海纺织界的统战工作,通过解决上海纺织资本家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管理和所有权以及利润的权益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和民族资本家的统一战线。同时,党也在社会主义的导向中确定了自己的政治领导地位”。这对于当时新中国稳定与建设至关重要。

  作者廖大伟系上海大学教授

  作者王仰旭系东华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