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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70周年】毛泽东与上海解放前后的统一战线

2019/6/6 15:50:59 来源:浦江同舟 作者:殷之俊

  编者按

  今年是上海解放 70 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前,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团结各阶层人士合力做好城市接管和建设工作。

  近日,市乐投letou专门编印了“统一战线与上海解放——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论文集,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在回顾我党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设上海方面重大成就的同时,对档案史料进行仔细梳理,就当年上海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阐述,为今天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即日起,同舟君将选登其中的数篇文章,与读者分享。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为中外所瞩目。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天堑,摧毁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地把解放、接管、管理上海提到议事日程。上海解放初期,党中央、毛泽东又对把上海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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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工作

  1949年4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指出:“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

  肯定上海召开各界代表会议

  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后改称为上海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49年8月3日举行。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现在你们已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中央看了,极为高兴”。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自1950年10月16日市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至1954年8月,共召开三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均以解决当时的重大政治任务为中心内容。每届党外人士都占一定比例。如第三届910名代表中,党外人士383人,占代表总数的42.1%。11月2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上海第二届各界代表会应选出四十人左右的协商委员会。其职权为在各界代表会闭会期间向市政府提出建议案,并为下届各界代表会准备议程及议案。” 12月5日,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会议通过成立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简称市协商委员会)。市协商委员会为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关。市协商委员会推选产生常务委员会,并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1949年12月—1955年5月,市协商委员会共历3届,在这3届委员中,党外人士都占65%以上;在常委和副主席中,党外人士也占半数或半数以上。先后担任副主席的有胡厥文、刘鸿生、金仲华3人。

  要求安排党外人士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职务

  1949年10月12日毛泽东致电话陈毅:“请邀集刘晓、粟裕诸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三十人左右,于明(十三)日交我为盼。” 1950年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党外人士马寅初、颜惠庆和盛丕华先后被任命为副主席,胡厥文、蒉延芳、陈巳生、吴蕴初、刘鸿生、沈志远、包达三、冷?、丁超五、谢仁冰、陈望道、王芸生、吴有训、吴耀宗、金仲华、张元济、荣德生、邓裕志、罗家衡、孟宪承20人被任命为委员。有13人担任部、委、局领导职务,其中陈望道任文化部部长、孟宪承任教育部部长、沈志远任参事室主任,蒉延芳任生产救济委员会主任。

  任命盛丕华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949年12月2日,经周恩来提名,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任命盛丕华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通知书。盛丕华(1882—1961)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常务理事。1952年12月又增补无党派人士金仲华为副市长。1955年2月,市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决定将市人民政府改为市人民委员会,市人民委员会既是人大的常设机构,又是上海市国家行政机关。会议选举市长、副市长及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盛丕华、金仲华继续当选为副市长。1957年1月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增选荣毅仁、赵祖康为副市长。

  提出上海解放后“设立某种咨询机关如参议室”

  毛泽东1949年4月7日的电报中还指出:“如果允许他们参加工作,采取何种方式为宜,设立某种咨询机关例如参议室之类是否适宜,请考虑答复。” 1951年3月,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暂行组织条例》的规定,市政府设置参事室,它是一个具有咨询性、统战性的机构侧重于安排在民主革命时期与中共合作有一定贡献的人士、原国民党高中级人员以及资历较深、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等为市政府参事。

  上海解放初期,由于华东局、上海市委认真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工作的指示,有效弥补了管理上海这一大城市在许多方面经验的不足,团结和带领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克服困难、为建设一个新上海而共同奋斗。

  2

  要求各级领导人多和

  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并率先垂范

  1949年9月2日,毛泽东就关于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问题致电饶漱石:“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毛泽东要求“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就是要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广交、深交朋友,特别是要交挚友、诤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以改进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这方面,毛泽东为全党作了表率。

  毛泽东与宋庆龄的交往

  毛泽东与宋庆龄1893年同年生,毛泽东尊称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长期的战斗岁月,培养了他们革命的友谊。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通过这封信,毛泽东既简约明晰地表达了邀请宋庆龄赴北京共商大计之意,又以最高的规格表达了对宋庆龄的敬重。6月25日,连同6月21日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信,由邓颖超、廖梦醒自北平专程到上海呈送给宋庆龄。8月28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陪同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50余人到火车站迎接宋庆龄。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宋庆龄当选为副主席。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

  从解放前夕至1965年黄炎培逝世,毛泽东、黄炎培交往密切,经常通信。1949年8月2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表对美国白皮书的声明,毛泽东当天给黄炎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毛泽东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随即又于26日致信黄炎培:“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和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信中的精辟论述,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对于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黄炎培认为“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的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出现的‘宽大无边’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一切的根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他并提出“镇反工作已经相当彻底了,今后不需要严厉了。”这一意见,并非完全正确,但他能坦率忠诚地对中共提出谔谔诤言,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毛泽东立刻给他寄去纠正宽大无边的情报两份,并给他写信说:“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也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

  毛泽东与荣毅仁的交往

  荣毅仁(1919—2005)是我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1993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0年6月,荣毅仁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参加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宴会。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荣毅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荣毅仁等来到时,毛泽东在门前热情迎接他们。毛泽东握住了荣毅仁的手,亲切地说:“荣先生,欢迎你!”宴会中,毛泽东鼓励荣毅仁等人说,要为人民做好事,一贯地做下去。做好事越多,越有名誉。替人民做好事越多,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怀的。1952年,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个别问题,薄一波和陈毅经过反复商量,定为基本守法户。毛泽东知道这个意见后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

  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而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式。毛泽东广交深交朋友的事例,为全党树立了榜样。研究上海解放后的统一战线史,可以发现,中共上海市委历届领导人都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

  作者系上海市乐投letou办公室原主任、上海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原常务理事